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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0月14日，广州解放的消息传遍全国。
这座华南重镇的解放，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彻底崩溃。
紧接着，10月16日，宝安县城宣告解放。
10月19日上午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的先头部队抵达深圳罗湖桥畔，与香港仅一桥之隔。
那个秋日的上午，阳光洒在深圳河面上，波光粼粼。
河这边，是刚刚结束三年解放战争、所向披靡的人民解放军；河那边，是已经被英国占领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。
一条不过几十米宽的深圳河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分隔开来。
第44军政委吴福善站在罗湖桥头，手持望远镜朝香港方向凝望。
整整一个时辰，他一动不动。望远镜里，香港的建筑清晰可见，英国国旗在港岛上空飘扬。
他的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，心里想的是，再过不久，五星红旗就要在那里升起了，百年国耻就要洗刷了。
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收复香港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，中央突然传来指令：停止前进，维持香港现状，确保香港的淡水和粮食供应。
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，让满腔热血准备冲过深圳河的战士们完全懵了。
消息传到香港，整个港英政府上下也都惊呆了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，解放军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停下脚步...
【一】百万雄师止步罗湖桥
1949年的秋天，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。
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，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。
举国上下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，新中国的诞生让全体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。
可庆祝的时间还没过多久，战争的烽火仍在继续。
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在南方负隅顽抗，大西南、华南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。
第四野战军接到命令，继续南下，彻底解放整个中国南方。
第四野战军，这支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的百万雄师，经历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，战功赫赫。
此时，他们的第15兵团正在向广东进军。兵团司令员邓华，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，刚刚指挥部队完成了海南岛战役，现在又接到了新的任务。
10月14日，第15兵团从广州北郊攻入广州市区，广州宣告解放。
这座华南最重要的城市，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可战士们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接到了继续南进的命令。
10月13日，就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，第15兵团接到上级指示：从广州继续向南推进。
这道命令让所有将士都热血沸腾。部队马不停蹄地开始南进。
有老兵后来回忆说："我们走了三天时间，到了深圳河。因为天热，到那儿大家都冲下河里冲凉。"
那时候的深圳，还只是一个小县城，人烟稀少，一片荒凉。
但对这些战士来说，这里是前沿阵地，意义重大。10月19日上午，部队终于到达罗湖桥头。
这座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小桥，此刻成了全体将士关注的焦点。桥这边是深圳，桥那边就是香港九龙。
战士们摩拳擦掌，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。
他们检查武器装备，整理军容军纪，等待着冲锋的命令。
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样的小规模战斗用不了多久就能结束。
香港那点英军，在久经沙场的解放军面前，根本不够看。
可命令迟迟没有下来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进军的命令。战士们开始疑惑，指挥员们也在等待。
10月21日，一道明确的命令终于传达下来：所有部队原地待命，停止前进，不得擅自行动。
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命令还要求确保香港的淡水和粮食供应，不得切断香港的生命线。
这道命令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香港就在眼前，唾手可得，为什么要停？为什么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，却要放弃？
吴福善政委收到命令后，虽然心里也有疑惑，但作为一名老党员、老军人，他深知服从命令的重要性。
他把营以上干部召集起来，传达了上级的指示。会场上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在思考这道命令背后的深意。
有年轻的营长忍不住问："政委，咱们为什么不打了？香港那点英军，咱们一个冲锋就能拿下。"
吴福善沉默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"上级的决定，自有上级的考虑。咱们当兵的，服从命令是天职。"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"同志们，革命了这么多年，咱们什么时候因为服从命令吃过亏？上级看得比咱们远，想得比咱们深。这个时候，咱们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命令，等待下一步指示。"
会议结束后，部队开始按照命令执行。
哨兵继续站岗，但不准越过边界线。后勤部队开始保障香港的供水和粮食运输，确保香港不会因为断供而陷入混乱。
战士们心里有各种猜测。有人说这是在等待更多部队集结，有人说这是在准备渡海作战的装备，还有人说上级在和英国谈判。
可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
【二】港督府里的惊恐时刻
与解放军这边的井然有序相比，对岸的香港陷入了一片混乱。
香港港督葛量洪这段时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。
从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消息传来，他就知道香港的末日可能要到了。
每天晚上，他都要看几次情报简报，了解解放军的动向。
10月19日上午，当情报人员报告解放军已经到达罗湖桥头时，葛量洪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
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与军事指挥官、行政官员商议对策。
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。
军事指挥官报告说，驻港英军虽然已经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，配备有近60辆坦克和火炮，还有近百架飞机，但面对解放军，这点兵力根本不够看。
"总督先生，"军事指挥官直言不讳地说，"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攻打香港，我们最多只能坚持几天。他们刚刚打赢了那么多大仗，战斗力远远超过我们。"
财政司长也忧心忡忡地说："更糟糕的是，香港的粮食和淡水都依赖内地供应。如果他们切断供应，我们根本撑不了多久。用不了一个月，香港就会陷入人道主义灾难。"
葛量洪深知这些官员说的都是实情。
他在给伦敦的报告里也写得很清楚："解放军如果真的要拿下香港，根本不需要动一兵一卒。他们只需要切断香港的供水和粮食供应，不用一个月，香港就会自行崩溃。"
更让英国人心有余悸的是，几个月前发生的"紫石英号事件"。
1949年4月，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解放军的警告，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的前线地区。
结果被解放军炮兵打得千疮百孔，连续两次升起白旗求饶，最后狼狈逃出长江水域。
英国随后派出3艘军舰企图营救，也被解放军击退。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，也让英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新中国不是旧中国，解放军不怕任何威胁和恫吓。
现在，这艘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紫石英号还停在维多利亚港里。
每次葛量洪看到这艘军舰，心里就一阵发凉。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攻打香港，英军能挡得住吗？答案显而易见。
10月19日当天，香港陷入了恐慌。市民们纷纷抢购粮食和日用品，超市和商店被挤得水泄不通。
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龙，人们争相提取存款。黄金价格暴涨，港币汇率暴跌。
一些富商开始考虑撤离香港，移民到其他地方。
香港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解放军的报道。
有的报纸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，有的报纸说英军正在加强防御，还有的报纸呼吁市民保持冷静，不要惊慌。
葛量洪不得不通过广播发表讲话，试图安抚民心。
他说英军有能力保卫香港，请市民们保持冷静，不要轻信谣言。可他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些话只是安慰人的，根本没有多少说服力。
10月20日，21日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可预想中的进攻并没有发生。
葛量洪派出侦察人员观察对岸的情况，得到的报告让他既惊讶又困惑：解放军确实停在了罗湖桥头，没有继续前进，甚至还在继续保障香港的供水和粮食运输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解放军不打算攻打香港了？
葛量洪立即向伦敦发电报，汇报这一令人费解的情况。伦敦方面也感到困惑不解，指示葛量洪继续观察，同时试探性地与对方接触，了解真实意图。
10月下旬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，一些信号开始传递出来。
港英当局逐渐了解到，解放军停止前进不是临时决定，而是来自最高层的明确指示。
新中国暂时不打算收回香港，愿意维持香港的现状。
这个消息让葛量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可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疑惑：为什么？他们明明有能力收回香港，为什么要放弃？
【三】一场没有开打的战争
解放军停在罗湖桥头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亚洲，甚至传到了欧美。
国际舆论哗然，各种分析和猜测铺天盖地。
有的西方媒体说，这是因为解放军害怕与英军作战，毕竟英国还是老牌帝国主义强国。
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，因为解放军刚刚在长江上痛打了英国军舰，根本不怕英国。
有的媒体说，这是苏联施加了压力，要求中国不要在这个时候刺激西方国家。
可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，因为苏联一直支持中国收复失地。
还有的媒体说，这是中国在与英国秘密谈判，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。
这种说法倒是有些道理，因为确实有一些秘密渠道在运作。
可真正的原因，只有少数人知道。
香港的华人社会也在议论纷纷。有人庆幸战争没有打起来，香港得以保持和平；有人失望，觉得收复失地的机会被错过了；还有人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
在香港的进步人士中，有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一些内情。
他们知道，这个决定不是软弱，不是妥协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。可具体是什么样的战略考虑，他们也说不清楚。
11月初，通过秘密渠道，中方向港英当局传达了三项条件：
第一，香港不能用作反对新中国的军事基地。
第二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新中国威信的活动。
第三，新中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。
这三项条件，既是底线，也是原则。只要英国遵守这三条，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下去。
英国政府经过紧急磋商，认为这三项条件虽然严格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。
毕竟，相比丢掉香港，遵守这三项条件算不了什么。
伦敦方面指示葛量洪，接受这些条件，与新中国保持良好关系。
12月19日，香港《华侨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消息："伟人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，英国年内承认中共。"
这条消息让整个香港都松了一口气。看来，香港暂时是安全的了，战争不会打起来了。
市面上的恐慌情绪逐渐平息下来。抢购的人群散去了，银行门口的长龙消失了，商店恢复了正常营业。香港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。
可是，在这表面的平静背后，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解放军明明有能力收回香港，却选择了暂时不动？
1950年1月6日，英国政府正式向中国递交照会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。
英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。
这个消息传出后，国际社会再次震惊。
美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个决定非常不满，认为英国背叛了西方阵营。
可英国有自己的考虑，他们需要保住香港，而保住香港的前提是与新中国保持良好关系。
对新中国来说，英国的这个决定也意义重大。它打破了西方国家的一致封锁，让新中国在国际上不再那么孤立。
可是，这一切背后的深层原因，到底是什么？
【四】一个让世界费解的决定
1949年的秋冬之交，罗湖桥头发生的事情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谜。
解放军明明有能力轻松拿下香港，为什么却突然停止了前进？这个决定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？
在罗湖桥头待命的战士们，每天看着对岸的香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那个被英国占领了一百多年的地方，近在咫尺，却无法跨越。
很多老兵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他们想不通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。
部队里开始有各种议论。有人说是因为国际形势复杂，要避免刺激西方国家；有人说是因为要集中力量解放西南和西藏；还有人说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时机。可这些说法都只是猜测，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答案。
11月中旬，部队接到命令，开始从罗湖桥头撤回。
一部分部队调往西南，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；一部分部队留在广东，担负地方防务。
看着渐渐远去的香港，很多战士回头张望，心里想着，也许将来还有机会回来。
港英政府看到解放军撤离，终于彻底放下心来。
葛量洪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："危机已经解除，香港暂时安全了。不过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愿。"
香港的华人社会对这个结果有不同的反应。
商人们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战争会破坏香港的繁荣，现在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利。
普通市民也庆幸没有打仗，生活可以继续。可是，一些爱国青年却感到失望，他们觉得收复失地的机会被错过了。
国际社会对这件事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。苏联的媒体说，这是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做出的明智选择。
美国的媒体说，这证明中国还是害怕与西方对抗。英国的媒体则庆幸，认为英国的外交努力取得了成功。
可是，这些解读都只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，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决定背后的深层逻辑。
1949年1月，在西柏坡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，当苏联代表米高扬问起香港问题时，桌上摊开的那份战略分析报告，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页关于国际形势、经济封锁、外交突破的推演。
而当那份报告的最后一页被翻开，上面用红笔写下的八个字，成为了指导此后近半个世纪香港政策的核心方针......
【五】战略眼光背后的三重考量
其实，关于香港问题的决策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基本方针。
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，从多个层面综合考虑的结果。
1949年1月，就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同时，一场重要的会谈在西柏坡举行。
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来华，会见了中国领导人。
会谈中，米高扬特意提到了香港和澳门问题，建议中国尽快收回这两个地方。
可当时的回答让米高扬有些意外："目前，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。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，把军队开去就行了。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，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，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，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急于解决香港、澳门的问题，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"
这段话接着说："相反，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，特别是香港，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、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。总之，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。"
这番话，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：暂不收回，维持现状，充分利用。
那么，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背后有着三重重要的战略考量。
第一重考量：打破西方封锁，保住经济生命线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严峻。
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不承认新中国，更不愿意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。
美国还纠集西方国家，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的经济封锁。
这个封锁有多严密？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都被禁止向中国出口，包括钢铁、石油、机械设备、化工产品等等。
不仅如此，西方国家还禁止本国商人与中国做生意，冻结中国在海外的资产，切断中国的贸易渠道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香港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它是英国的殖民地，是自由港,可以与世界各地自由贸易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就在中国的家门口，是新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唯一窗口。
如果这时候收回香港，这扇窗口就会被关上。英国会撤走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也会消失。
西方国家会借机加强对中国的封锁，新中国就会陷入完全的孤立。
保留香港，就等于保住了一条生命线。通过香港这个自由港，大量急需的物资可以输入内地。
虽然西方国家禁止直接向中国出口这些物资，但香港商人可以从世界各地采购，然后转运到内地。
这样就绕过了封锁，让新中国能够获得建设所需的物资。
第二重考量：分化西方阵营，争取外交突破
英国虽然是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，但它与美国之间也有矛盾。
二战之后，英国的实力大大削弱，殖民地纷纷独立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风光不再。
香港对英国来说，不仅是经济利益的所在，更是维护其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。
如果新中国这时候强行收回香港，英国就会彻底倒向美国，西方国家就会更加团结一致地对抗新中国。
可如果暂时不动香港，给英国一个台阶下，英国就有可能脱离美国的控制，率先承认新中国。
这个策略后来证明是正确的。
1950年1月6日，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，英国还是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。
英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。
这个外交突破意义重大。它打破了西方国家的一致立场，在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中打开了一个缺口。
随后，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考虑与新中国建交。新中国的国际处境开始改善。
而这一切，都与香港政策有着直接关系。如果1949年10月就收回了香港，这个外交突破可能就不会发生。
第三重考量：利用香港特殊地位，服务国家建设
除了打破封锁和外交突破，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：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，让它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。
香港是一个自由港，是国际金融中心、贸易中心。
它的法律制度、金融体系、商业环境，都是按照资本主义规则运作的。这些特点，对新中国来说恰恰是稀缺资源。
如果这时候收回香港，按照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改造它，香港的这些特点就会消失。
它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，失去与世界联系的独特作用。
可如果保持香港的现状，让它继续按照资本主义制度运作，它就能成为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。
通过香港，新中国可以了解世界，世界也可以了解新中国。通过香港，新中国可以吸收外资，引进技术，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。
这个想法后来被归纳为八个字："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。"
"长期打算"，意味着香港问题不急于一时解决，要等待合适的时机，要从长远利益考虑。
"充分利用"，意味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，让香港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。
【六】一扇不能关上的窗口
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，新中国开始有计划地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。
1950年代初期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，百废待兴。
国内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设备，可西方国家的封锁让这些物资进不来。这时候，香港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。
通过香港这个自由港，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。
粮食、药品、机械设备、化工原料，甚至一些在国际上被禁运的战略物资，都通过各种渠道从香港转运进来。
这些物资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据统计，在1950年代，中国外汇收入的30%以上都来自香港。
这些外汇用于购买急需的设备和技术，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。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与联合国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
战争期间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达到了顶峰。联合国通过决议，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。所有与中国的贸易都被切断。
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香港成了唯一的生命线。
志愿军急需大量的药品，特别是青霉素、链霉素等抗生素。这些药品在国际上被严格禁运，根本买不到。
可是，香港的爱国商人冒着巨大的风险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，从世界各地采购这些珍贵的药品，然后偷偷运往内地。
这些药品最终被送上了朝鲜战场，拯救了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生命。
可以说，香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霍英东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这位年轻的香港商人不顾美国的威胁和港英当局的警告，坚持为内地运送物资。
他购买了大量的船只，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船队，专门从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物资运输。
美国曾经警告他，如果继续为"红色中国"运送物资，就会制裁他，冻结他在海外的资产。可霍英东不为所动，他说："我是中国人，帮助祖国是天经地义的事。"
港英当局对这些活动不可能不知道。
葛量洪的情报部门多次向他汇报，说有大量物资通过香港运往内地，其中不乏禁运物资。
可葛量洪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，没有采取强硬措施。
为什么？因为双方都心照不宣：中国暂时不收回香港，英国就不要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过分刁难。
这是一种默契，一种互相理解的平衡。只要不突破底线，一些小的"走私"活动，港英当局可以装作不知道。
1951年春天，周恩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做香港政策指示时说："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，不收回香港，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，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、来做决定的。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，从长期的全球战略来讲，不是软弱，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。"
这段话把"暂不收回"的战略意义说得非常清楚。这不是放弃主权，不是向帝国主义妥协，而是从全局出发做出的战略选择。
【七】充分利用的实践探索
到了1950年代中期，对香港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方针："长期打算，充分利用。"
这八个字，成为指导对港工作的基本方针。
1956年6月，周恩来参加对港澳贸易座谈会。会议对香港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总结，提出了明确的方针："大力巩固和继续发展对港澳的出口贸易，并且要充分利用这个跳板，积极开展我对东南亚的出口贸易和对远洋的进出口贸易，开展对未建交国家的贸易活动。"
这个方针把香港定位为一个"跳板"，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。
通过香港，中国可以与那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开展贸易，可以突破封锁，获取急需的物资和技术。
1957年4月28日，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，专门就香港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。
这次讲话对香港政策进行了系统阐述，成为指导对港工作的重要文件。
周恩来说:"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。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，如果照抄，结果一定搞不好。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，不能社会主义化，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。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，才能存在和发展，这对我们是有利的。"
他接着说："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，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，争取外汇。我们要打开局面，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，使人家有利可图。"
周恩来还特别强调："香港是自由港，原料来得容易，联系的范围很广，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，成本低，有市场，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。所以，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。我们在香港的企业，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，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。"
按照这个方针，新中国在香港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活动。
中国银行、华润公司、招商局等国有企业在香港设立机构，开展贸易、金融、航运等业务。
这些企业一方面为内地提供服务，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，开展对外贸易。
1957年春天，内地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，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"广交会"。
这个交易会就是与香港华润公司合作筹办的。每年春秋两季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广州，通过广交会采购中国商品。
而这些商品很多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出口的。
广交会的成功，证明了利用香港发展对外贸易的正确性。
从1957年到1978年，广交会举办了40多届，累计成交额数百亿美元。这些外汇收入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。
除了经济作用，香港还发挥着重要的信息窗口作用。
西方的报纸、杂志、书籍，都可以通过香港渠道进入内地。很多国际上的重大事件，中国领导人都是通过香港的报道第一时间了解到的。
1961年3月，周恩来从香港《真报》上看到了一则关于美国台湾政策的报道。
报道称，美国正在酝酿一个"个半中国"方案。
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："在台湾问题上，美国的基本政策不会变，但做法不会重复老一套，也会用许多新花招来迷惑一些人。要注意新情况、新动向，战术上要十分重视。"
可见，香港作为信息窗口的作用有多重要。
【八】从暂缓到回归的历史进程
时间来到了1970年代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1971年10月25日，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。
这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，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根本性提升。
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。
这次访问打破了两国20多年的对抗僵局，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香港问题也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1972年11月，中国在第27届联合国大会上，正式要求将香港、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。
理由很简单：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，不是殖民地。它们的问题是中国与英国、葡萄牙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。
联合国大会以99票赞成、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个决议。
从此，香港和澳门正式从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。
这意味着国际社会承认，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。
这个决议的通过，为日后中国收回香港奠定了国际法基础。
1974年5月25日，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。那天下午，在周恩来、邓小平的陪同下，伟人在中南海会见了刚卸任的英国首相希思。
会谈中，伟人突然说到了香港问题。他问周恩来："香港是割给他们的，九龙是租借的，还有多少时间？"
周恩来回答："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，租期99年，到1997年期满，距现在还有23年。"
伟人点点头，然后对希思说:"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。"
这句话虽然简单，但分量极重。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香港回归的时间表。1997年，香港必须回归，这是不容商量的。
1984年，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展开正式谈判。
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赢马岛战争，信心满满，还想在香港问题上讨价还价。她提出，英国可以归还主权，但要保留治权。
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："主权问题不容讨论。"
这句话斩钉截铁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邓小平明确表示，1997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，包括主权和治权。
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谈判，1984年12月19日，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《中英联合声明》。声明确认，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
1997年7月1日零点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。
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。
那一刻，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，百年国耻终于洗刷。
从1949年10月19日解放军停在罗湖桥头，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，整整48年。
这48年，是等待的48年，也是积累的48年，更是智慧的48年。
1949年那个看似放弃的决定，最终换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，换来了一个和平有尊严的回归。
1997年的香港，GDP超过1.77万亿港元，人均GDP超过2.7万美元，是亚洲四小龙之一，也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、贸易中心、航运中心。
这样的香港，对国家的价值远远超过1949年那个只有60万人口的小渔港。
1949年10月，当解放军停在罗湖桥头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理解。
可历史最终证明，这个决定是明智的。它不是软弱，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
通过48年的等待和经营，新中国不仅保住了一个联系世界的窗口，更培育出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巨大价值的国际都市。
这，就是1949年那个决定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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